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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饶事件谁是受益人(周希汉中将犯作风错误)

摘 要:“陕北肃反”是中共党史上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导致中共西北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刘志丹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被捕,200多根据地干部群众遭牵连,造成根据地严重危机。“陕北肃反”发生后就…

摘 要:“陕北肃反”是中共党史上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导致中共西北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刘志丹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被捕,200多根据地干部群众遭牵连,造成根据地严重危机。“陕北肃反”发生后就一直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分歧,并不时发生激烈争论,影响中共党内团结。中共中央不得不先后五次对“陕北肃反”进行处理,最终才基本平息了肃反原则性争议。但是,“陕北肃反”政治敏感性较强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使肃反问题研究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推进状态。因此,“陕北肃反”问题研究还有若干重点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首先,“陕北肃反”研究要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使研究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其次,“陕北肃反”问题相关史实,特别是有争议的观点和史实,还要进一步辨析和考证。最后,“陕北肃反”研究还要超越意识形态局限和束缚,得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曲折前进中最终取得胜利的,对于革命规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复杂历程。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对此有深刻回顾:“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肃反问题上也存在上述逐渐从带有浓厚“盲目性”到纠正错误掌握“规律”的历史演进过程。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指出:“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

“陕北肃反”就是这些错误肃反中最值得继续总结经验教训的历史问题之一。“陕北肃反”不仅在当时波及整个西北根据地,造成原西北根据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几乎无一幸免被逮捕,数百名干部群众被牵连,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抵达根据地,则刘志丹等也将面临生死考验。而且,“陕北肃反”还影响深远,不断激起激烈争论,导致中共中央在半个世纪内先后五次对其进行仲裁和处理。该事件甚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高饶事件”、小说《刘志丹》事件等重大政治事件也有联系。时至今日,“陕北肃反”仍然是一个关注度较高的中共党史问题,争论仍然余音未了,盖棺难定论。因此,加强和深化对“陕北肃反”问题的研究不但是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国史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能为推动中共党史类似遗留问题解决提供经验借鉴。

一、“陕北肃反”是中共党史上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

“陕北肃反”造成中共西北根据地刘志丹、高岗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被捕,并波及数百干部群众,造成根据地严重危机。中共中央抵达根据地后迅速制止了肃反的恶性蔓延,解救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陕北肃反”自发生以后,在当事人中就一直存在分歧,并不时发生激烈争论,影响中共党内团结。中共中央曾先后五次对肃反问题进行处理,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四次处理并未能平息肃反的主要分歧和争论。1983年中共中央委托李维汉等组成“五人小组”再次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才对肃反问题作出了比较符合事实、为大多数当事人所接受的结论,基本平息了肃反原则性的重大争议。

“陕北肃反”发生后曾引起中共党内激烈争论。1935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为解决西北根据地存在的所谓“问题严重”,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加强领导、解决问题。朱理治、聂洪钧先后抵达西北根据地后,结合根据地地方领导人郭洪涛等,依靠刚转战抵达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秉承上级有关肃反决议和指示,于同年9月中旬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肃反运动,史称“陕北肃反”。“陕北肃反”期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陕甘根据地开创者、西北根据地重要领导人以及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全部遭到扣押和逮捕,并牵涉到200名以上以原陕甘边根据地为主的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干部。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正当“陕北肃反”危机恶性蔓延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转战抵达西北根据地。虽然中共中央一抵达西北根据地就立即制止了“陕北肃反”的恶性蔓延,并释放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但是这个问题的后续解决却比较曲折,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在制止“陕北肃反”恶性蔓延后即开始对肃反进行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总结处理。该决定在政治上对“陕北肃反”持肯定态度,认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从组织上追究了“陕北肃反”领导人和执行者的个人责任。决议也是在肯定“陕北肃反”正确而且必要的前提下,处理肃反直接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决议强调“过去在陕甘边区南区及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但有些领导肃反工作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轻信犯人口供,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有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造成地方党和部队内的恐怖现象。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这个决议显然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都归于“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之列。中共中央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陕北肃反”进行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标志中共中央完成了对肃反的基本处理工作。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既是对“陕北肃反”的政治定性,也在组织上落实了责任,同时,部分地为肃反受害人平反昭雪。但是,这两个文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由于“陕北肃反”被中共中央在政治定性为“正确的”和“必要的”,导致肃反受难幸存者在中共党内继续受到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而对肃反负有重要责任的主要当事人仍然身居高位,没有被问责和处理,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加深。

西北高干会是中共中央集中解决“陕北肃反”争论的重要会议。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正式颁布了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处理的《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关于“陕北肃反”的性质,《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份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关于“陕北肃反”主要当事人的责任问题,《决定》认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预定的企图,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倒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这样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因此,“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定朱郭二同志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中央认为在一九三五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与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重新定性高度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在西北根据地的历史贡献,树立起了高岗作为中共党内西北革命正确路线代表的政治地位,也使肃反受难幸存者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和组织处理也引起了朱理治、郭洪涛等受到处分当事人的不满。朱理治、郭洪涛等认为高干会对肃反的处理结论存在有违事实、上纲过高、甚至蓄意陷害等问题,因此心怀抵触,不愿接受。

西北历史座谈会对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处理结论作了重申和维护。中共“七大”前,中共中央获悉“陕北肃反”当事人对西北高干会关于肃反重新处理存有异议和争论后,曾征求部分“陕北肃反”当事人的意见并准备召开会议加以解决。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委托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主持召开了西北历史座谈会,专门解决“陕北肃反”争论。西北历史座谈会1945年6月26日召开,至8月2日结束,历时38天。高岗、朱理治、郭洪涛、张秀山、习仲勋等“陕北肃反”当事人都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议期间,“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会上,朱理治、郭洪涛对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错误也作了进一步的自我批评。7月10日,朱理治在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了自己到西北根据地工作的经过和“陕北肃反”始末,承认错误,说清事实。张秀山回忆:“朱理治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欢迎”。郭洪涛在会上回顾了“陕北肃反”前后自己亲历的一些重要史实,对肃反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我愿向大家尤其是高、张学习,站到党的方面来,脱胎换骨,向自己的错误做斗争。我的一切都是脏东西,破坏了,从新做起。经过了高干会,七大和这次的教育,思想已由被动转到主动,有信心回到党的方面来。”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得到进一步肯定和加强。参加会议的张秀山回忆:“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再次澄清了西北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维护了《党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因此,“西北党史座谈会,也可以说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继续,或者说是延安整风的深入。”

“高饶事件”是导致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结论发生改变的重要事件。“高饶事件”后,高岗这个曾经被树立起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领袖”、“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形象坍塌。在中共中央对高岗政治批判和历史清算过程中,“陕北肃反”问题再次成为新争论焦点。朱理治、郭洪涛等对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结论提出申诉。中共中央接受了朱理治、郭洪涛的申诉要求,经过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修订了“陕北肃反”相关结论。195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对朱理治在“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责任作了修订: 关于“陕北肃反”性质问题,审查意见认为:“朱理治同志于一九五八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在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事件中,逮捕刘志丹、高岗并非出于有意陷害,是符合事实的”。“关于朱理治同志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审查决定认为:“朱理治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当时作法如果有问题,也是属于如何迎接中央的方法问题。”195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对郭洪涛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也作了修订:关于郭洪涛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问题,审查意见认为:“郭洪涛同志于1956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不是1935年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他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是符合事实的。”关于“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问题,审查意见认为:“郭洪涛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当时做法如果有问题,也是属于如何迎接中央的方法问题。”关于“湖西肃托事件”责任问题,审查意见指出:“罗荣桓等同志证实湖西肃反主要是由于湖边地委和区党委一些负责干部轻信了个别坏人的挑拨和采用了错误的逼供信方法造成的,并不是郭洪涛同志对本地干部采取宗派主义打击政策的结果。”“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时,就朱理治、郭洪涛等在肃反中所谓政治品质、个人责任问题及其性质作出了重大修订,否定了朱理治、郭洪涛一直积极申诉的所谓“逮捕刘志丹、高岗出于有意陷害”、“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等具体结论,纠正了西北高干会决议关于“湖西肃托事件”对郭洪涛的指责和批判。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作出的上述新修订,澄清了史实,推动了肃反争论的解决。同时还必须看到,“高饶事件”后,“陕北肃反”问题新处理结论和文件又存在对西北高干会、西北历史座谈会原有结论矫枉过正的倾向,如在郭洪涛责任认定等方面,使肃反受难幸存者愤愤不平,深感不满。

为平息“文化大革命”后“陕北肃反”新争论,中共中央随即指示李维汉、王首道等组成“五人小组”开始调查研究“陕北肃反”争论问题。“五人小组”组织相关主要当事人、知情人等召开座谈会,对肃反争论进行调解和仲裁,最终制定《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方针》肯定了“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对朱理治、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申诉的一些结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以下简称《审查意见》)中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作了重新审查,对其中说朱理治、郭洪涛同志拒绝迎接中央红军和说郭洪涛同志对山东湖西肃反应负责任等两个问题作了改正,是正确的,必要的。”《方针》重申了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定性:“一九三五年的错误肃反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高干会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地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文件对“陕北肃反”新争论的处理,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中共中央很快于7月13日即印发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进行传达。中共中央委托“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处理产生了积极影响。28号文件制止了“陕北肃反”争论的不断激化和扩大,并对肃反分歧比较尖锐问题做了裁断,得到众多当事人的肯定。张秀山评价28号文件:“澄清了西北党史的是非,维护了中共西北党史的严肃性,避免今后再对这个问题不必要的争论。”习仲勋认为28号文件“公正合理,符合历史”。马文瑞指出“五人小组”的工作使“陕北肃反”问题的“历史是非终于进一步弄清。”作为争论另一方的郭洪涛等也表示接受《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处理结论,在相关文件上亲笔签字,表示同意文件分析和结论。《朱理治传》作者也表示:“本书的观点与五人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至此,围绕“陕北肃反”八十多年争论中具有实质性分歧的重大问题已经盖棺定论。

综上所述,“陕北肃反”当时虽然只是中共党内发生的一个地方性事件,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中共西北党范围:肃反发生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新的革命中枢,使得该事件对中共中央当时战略目标的实现至为关键。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及时制止“陕北肃反”,而是任由其继续恶性膨胀,那么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硕果仅存的唯一一块根据地也将在内部肃反和外部“围剿”的内忧外患中丢失,最终将导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失去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27。尽管中共中央及时制止了“陕北肃反”的恶性膨胀,但是还是有200多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群众被牵连,导致根据地军心动摇、群众“反水”,一些地区政权瓦解,甚至丢失。“陕北肃反”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也产生过深远影响。“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与不同时期中共党内政治动向密切相关,长期存在分歧和争论,对其定性和处理也是一波三折,造成中共中央不得不先后五次对其进行仲裁和处理。该事件成为中共党史上少见的迟迟难以形成定论的历史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陕北肃反”本身及其衍生问题逐渐演化成一个政治敏感度高、争议大,甚至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的政治历史事件。“陕北肃反”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和争论,较为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党内团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设。这样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值得对其经验教训等作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研究。

二、“陕北肃反”是有待继续深化和拓展研究的问题

“陕北肃反”问题政治上的敏感性导致对其学术研究也受到多重制约,造成肃反问题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的状态。因此,“陕北肃反”及其争论成为研究禁区,长期处于停滞和难以实现实质性突破的境况。当前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研究仍然存在史料少,档案开放度低(几乎没有),人为干扰大、学术成果难以公开发表等主观和客观障碍,因此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一直是一个神秘而敏感的历史性政治问题。在国内公开刊发的刊物上,“陕北肃反”都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后经修订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肃反的相关论述和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选集》中关于肃反的注释为基础进行表述和宣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陕北肃反”时写到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左’倾路线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收录进《毛泽东选集》时,对“陕北肃反”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路线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由于“陕北肃反”与高岗之间的微妙联系等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前,历史当事人、知情者在回忆历史时都会有意识回避肃反问题,即或不得已需要介绍肃反问题,则都是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论述和《毛泽东选集》关于肃反注释为核心“版本”,表述大同小异。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介绍主要就是寥寥数语介绍1935年党务委员会处理肃反概貌。“高饶事件”后,《毛泽东选集》仅将高岗的名字隐去。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西北高干会、西北历史座谈会等则长期处于研究“禁区”。因此,这一时期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结论主导肃反表述和宣传话语权的特点,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考证,事理剖析等学术研究尚未开展。

这种状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上实现拨乱反正后仍然有较深远影响。中共中央在198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中明确强调:“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集中弄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旨在最终结束这种争论。中央认为这是很对的。中央希望三十年代在陕北、陕甘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应根据十二大的精神,以‘三大作风’为武器,重新学习和认识以往的史实,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为标准来统一认识,最终结束争论,更加团结一致。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这个文件为准。”“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必须从全局出发。遇到与党历史决议和文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应经中央或中央授权机关审查后发表。不允许轻率地公开争论。”因此,现在公开出版涉及“陕北肃反”的官方权威著作,基本都按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选集》对肃反问题的政治定性和简要介绍进行阐释。当前官方权威著作仍然沿用此种观点,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对“陕北肃反”表述为:“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对“陕北肃反”的介绍与《毛泽东选集》关于肃反注释不管从内容上,还是表述上都保持了高度一致。其他著作甚至刻意回避,不愿提及,如官方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对“陕北肃反”无一字提及。当前,其它官方权威党史著作在对“陕北肃反”问题介绍时也都遵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选集》关于肃反的表述和注释展开相关论述。因此,对“陕北肃反”及其争论的研究长期存在的以政治结论代替学术研究的倾向现在仍然存在。

尽管如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陕北肃反”学术研究的政治形势逐步宽松。此外,毕竟时过境迁,“陕北肃反”问题政治敏感性和研究的人为干扰也有较大的降低和松动。在此种背景下,历次有关“陕北肃反”问题的重大争论逐渐见诸于文字,公布于世人。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得到一定的介绍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的《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对中共西北早期党史、军史资料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涉及到了“陕北肃反”问题,为研究中共中央解决肃反问题奠定了史料基础。尤其是进入21世纪,许多当事人传记相继问世,回忆录大量出版,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新发展。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陕北肃反”的前因后果,以及肃反历次争论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共中央解决肃反问题的基本过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回顾了朱理治在“陕北肃反”中的主要经历,尤其是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处理肃反的中共中央文件。郭洪涛在《郭洪涛回忆录》中以“陕北肃反”重要当事人的身份,回顾了肃反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共中央对肃反多次争论的处理情况。香港地区出版的一些“陕北肃反”当事人、知情者的著作也对丰富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史料,拓展研究思路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少量论文也对“陕北肃反”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李东朗发表的论文《陕北肃反几则事实之考辨》对“陕北肃反的时间”、“关于逮捕刘志丹的问题”、“关于陕北肃反中的错杀问题”,“关于陕北肃反中的自我纠错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上述回忆录、著作和论文等,为继续深化和拓展“陕北肃反”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但是,需要指出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研究现在还相对薄弱。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取得的成果还很有限。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传记、回忆录、学术研究等对“陕北肃反”及其争论研究还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尤其是肃反历次重大争论的具体情况以及争论原因的分析,都有待进一步梳理深化。因此,在此基础上开展的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研究就更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笔者认为关于“陕北肃反”问题学术研究出现上述状况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资料缺乏。中共对“陕北肃反”的相关材料的保管和使用极为严格,研究者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料。现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主要局限于某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文章,或某些专著之中。缺乏史料支撑的史学研究想要实现突破,困难可想而知。二是政治化色彩过重。由于“陕北肃反”涉及肃反策划者、主持者、参与者、知情者、受害者以及善后处理者等诸多人员和方面,并且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某些领导人在中共党内贡献和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实基础,所以肃反事件的相关材料就显得敏感,许多相关人员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这些造成“陕北肃反”研究长期无法及时、正常展开,对研究的推进有较大掣肘,所以才导致长期以来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介绍和定性都以《毛泽东选集》收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陕北肃反”的表述和注释为权威依据。因此,除“陕北肃反”本身一些基本史实需要进一步考辨和订正之外,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研究也存在许多需要深化和拓展的诸多领域。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的一些重要史实和过程,如西北高干会对肃反问题的处理、“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重新处理肃反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五人小组”对肃反处理等及与其有关的研究,都还需要进一步辨析、拓展和深化。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反映出的中共对自身历史问题认识的客观历程也需要在史实基础上作出更高层次的归纳和总结。

由此可见,“陕北肃反”问题既是一个对中共西北党史、中共党史和新中国政治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又是一个因受各种原因制约,学术研究长期未能实现实质性突破,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发掘的重要领域。随着“陕北肃反”问题政治敏感性的逐渐降低,研究材料的不断丰富,只要研究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宗旨,胸怀百折不挠的学术勇气,践行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那么在“陕北肃反”问题研究方面提出新见解,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功,作出新贡献,则亦是可以预期的未来。

三、“陕北肃反”研究需继续推进的若干重点领域

“陕北肃反”问题研究还有若干重点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首先,“陕北肃反”研究要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使研究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其次,“陕北肃反”问题相关史实,特别是有争议的观点和史实,还要进一步辨析和考证。最后,“陕北肃反”研究还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和束缚,不再以简单的政治结论作为研究的立论基础,坚持通过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得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

“陕北肃反”研究要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夯实研究基础。“陕北肃反”问题相关的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文集等资料已经刊布了许多。这些公开出版发行的资料涉及到了“陕北肃反”问题争论的各方面的分歧和争论,以及中共中央先后五次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对“陕北肃反”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后续争论问题及中共中央的五次集中处理有一个概要性了解。但是,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西北高干会、西北历史座谈会、“五人小组”处理“陕北肃反”争论等内容的档案很难接触。重要史料缺失是制约当前研究的主要困境。首先,由于“陕北肃反”及其争论的敏感性和复杂性,相关资料的刊布和出版有严格的审查规定,因此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材料尚未公布,使研究受到了一定限制,因此还需要在史料和档案等方面下功夫,深挖细究,广泛搜集。其次,虽然当前已经刊布的史料中有历次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的结论性文件,但是缺少中共中央高层讨论该文件的会议发言记录等能反映文件形成过程和背景的材料。这影响了进一步了解中共核心领导层对肃反问题的具体态度,可能造成对文件理解的“误读”。因此,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参照相关资料深入思考,全面分析,力争使研究结论和史实相吻合。最后,当前研究由于原始文件和档案的缺乏和不足,使用了较多的回忆录加以补充和代替。这些回忆录一方面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实,也丰富了历史细节,弥补了档案和文献不足造成的缺憾。但是,回忆录由于当事人主观或客观原因,也难免存在“失真”问题。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研究者。因此,未来研究在使用这些回忆录的过程中还需要尽量选取能得到史料佐证的回忆录,并对一些存在争议和分歧的回忆录作简要梳理和考辨。当然,这些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将会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陕北肃反”问题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史料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对“陕北肃反”问题的深入,因此必须继续从收集和整理史料入手,夯实肃反研究的基础。

“陕北肃反”问题相关史实还要进一步考辩和考证。“陕北肃反”问题中就有许多有待考证的问题。如“三甲塬缴枪事件”始末、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确切时间、“陕北肃反”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问题、刘志丹等出狱事件、西北高干会处理肃反历史地位等。经过笔者的研究,笔者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别于当前比较广为流传或者被官方肯定的说法和观点。关于“三甲塬缴枪事件”的性质,笔者认为谢子长、阎红彦等关于立即“打红旗”,进而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与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基本一致,是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机关要求的具体措施,符合中共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要求。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陕西省委对西北地区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在这种估计下做出的具体指示是否符合实际,这需要现在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梳理。在当时情况下,刘志丹根据陕甘地区特殊的政治、军事环境,对开展武装斗争时机和策略的探索也应该充分肯定。因此“三甲塬缴枪事件”主要还是谢子长、阎红彦和刘志丹的政见分歧,而非是所谓的宗派问题。关于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确切时间问题,部分主要当事人如李维汉等和中共官方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都认为11月7日是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具体时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但是,笔者研究发现,张闻天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成员,既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又包括老弱病残和妇女,因此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受到限制,加之张闻天一行所经行程是从甘泉县下寺湾绕行至当时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大致约400公里左右,不可能在11月5日从下寺湾出发,11月7日即能抵达瓦窑堡。笔者考证后认为,随同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历史见证人刘英的说法:“我们中央机关于11月10日到达瓦窑堡”更为客观和可信。其他说法都难以自圆其说或值得商榷。关于负责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笔者认为,是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释放了受到残酷刑讯折磨和政治诬蔑的刘志丹等原陕甘边根据地为主的西北根据地领导人,并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的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而非当时在前线指挥反“围剿”的毛泽东。在“陕北肃反”问题研究中,诸如此类有待考证的问题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仅举上述几例。笔者认为只有经过严格的史实考证和辨析才能使研究更能接近于历史真相,或为“陕北肃反”问题提供一种更为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也是进一步明确继续研究“陕北肃反”问题的着力点和侧重点。

对于“陕北肃反”力求客观、公允的学理性研究还有待加强和进一步深化。大陆方面,“陕北肃反”曾引起当事人、知情人之间持久争论,甚至诱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严重影响了该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中国港台地区、西方某些研究者对该问题的既有研究论文和著作存在先入为主的预设政治立场,其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明显。西北高干会就是在“陕北肃反”研究中受政治影响较重的一个案例。延安整风后很长一个时期,一些出身西北或曾在西北地区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共领导人地位浮沉不定,导致西北党史多次改写,争论多次激化,尤其是“高饶事件”发生后,受高岗问题的影响,西北高干会的政治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对西北高干会的评价和历史定位也多次出现反复。这严重影响了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重新定性的政治权威性和历史地位。毋庸置疑,高岗在参与和领导中共西北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建立了较大功绩,因此才受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信任和重用。但是西北高干会期间,高岗只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尚未跻身中共核心领导层,尤其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长期驻在延安的情况下,其实际权力和影响力是受到多方面制约的。以高岗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权威,要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原陕甘边、陕北领导人大多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按自己的意志处理在中共党内资历较深、地位较高的像朱理治、郭洪涛这样的高级干部是不可能的。某些认为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重新定性是高岗主导或者“蓄意歪曲事实”的观点,不符合史实。高岗在西北高干会上总结和评述西北党史,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之所以能得到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支持,主要原因正如了解“陕北肃反”详情的李维汉后来回忆所讲:“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应该说,当时的高岗是中共中央意志和决策的执行者和体现者。因此,不能因为高岗后来在政治斗争中被清算,就否定西北高干会的历史地位以及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重新定性的政治权威性,还是应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论这些历史问题。诸如此类需要进一步辨析和商榷的问题还有很多。因此,“陕北肃反”相关具体结论是否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仍然是西北党史,乃至中共党史都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只有不预存主观偏见或者“先入为主”的研究立场,才能将客观史料尽可能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构建,进而接近甚至“还原”历史真相。实事求是保持研究客观公正的基础,也是研究经得起时间和研究检验的根本要求,而研究坚持价值中立则是实现实事求是研究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对“陕北肃反”问题的研究必须将价值中立这一标准贯穿始终。

“陕北肃反”问题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和颇具争议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对其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反而增加了它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正如李先念谈中共党史研究时强调:“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应该鼓励和引导进行正常的争论,这样有好处,可以推动大家进一步去收集材料,深入思考,充分论证,弄清是非,统一认识,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中共中央虽然在其早期犯过若干“左”和右的错误,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所犯“左”倾错误最为严重。“陕北肃反”问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曾讲过的那样:“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共在曲折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自身经验教训,正视自身历史,实现了自我纠错。中共中央先后五次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就是这种正视自身历史,实现自我纠错的重要史实。1935年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接触“陕北肃反”问题制止了肃反滥捕滥杀的严重局面,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化解了西北根据地的危机。西北高干会纠正了对“陕北肃反”的错误政治定性,进一步处理了肃反遗留争论问题。西北历史座谈会重申和巩固了高干会处理“陕北肃反”的重要成果,进一步澄清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肃反史实。“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修订了肃反具体结论有违史实真相的部分。“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的处理既坚持了西北高干会、西北历史座谈会的主要结论,又采纳了“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处理肃反问题的成果,对肃反问题作出了比较符合事实、为大多数当事人所接受的结论,最终平息了肃反问题原则性的争论。总体而言,中共中央先后五次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经历了主观认识逐渐接近客观史实真相的发展演进过程。虽然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中共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有过偏差,甚至发生过严重失误,但是“黄河九曲终归于海”,最终中共还是走出了历史认识误区,拨乱反正、回归正途,而且通过在实践中的锻炼变得更加成熟。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04期,作者魏德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标题:陕北肃反”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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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爱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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